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的棋艺复苏是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始的。

    从1968年开始，“五?七干校”席卷中国。1970年，在纺织工业部供职的董齐亮董老与许多老干部一起被下放到干校劳动。董老所在干校在湖北宜昌，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环境相对比较宽松。董老有许多爱好，唱京戏、打乒乓球，打桥牌，但最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象棋。当时，象棋、围棋、国际象棋被认为是“四旧”，是““封、资、修”的产物，是地主老财、资产阶级的玩物，在公开场合没人敢触动它们。董老认为棋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前人留下的优秀文化遗产，不但不应该划归在“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之列，反而应该加以提倡，使其发挥利于人类思维、丰富社会生活的作用。

    基于这样的想法，1972年，董老工作之余，找到了当时能找到的与棋有关的书籍与资料，从中摘抄出了马克思、列宁等人下棋的故事及其对棋的论述，和当时的中央领导特别是周恩来、董必武是怎样下棋的，解放区举行过怎样的象棋比赛，谁是冠军，谁是亚军，谁的影响大，谁的棋力好，等等，他把这些东西整理成文字资料，油印成文，编辑成册，分发给周围的“革命同志”、有关单位。这本册子的特点是利用“利用革命领袖为棋艺翻案”，棋几乎成为无产阶级“枪杆子”、“笔杆子”之外的第三种武器。

    这本领袖与棋的册子问世之后马上有了回音，一个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文化宫的负责人找上门来，说这本册子非常好，他们可以印刷、出版它。在董老的帮助下，小册子很快就印刷成书，印了1000余本，他们送给了董老一些。这个版本比较正规，董老说：“早些年我手上有好几本，这个版本现在还应该找得到。”

    另一个回音来自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化宫的一位副主任接到董老寄来的册子之后，拿给“军代表”看，他们看有那么多“红色人物”喜爱棋，就统一了认识，认为棋不是“四旧”，是可以下的，是可以进行表演的。那位副主任从“军代表”处领了任务，给董老写信，请董老给“上面”写一个报告，要求恢复文化宫的棋艺活动。董老回信说，因为文化宫要恢复棋艺活动，所以这个报告得你们写，我可以支持你们。于是，文化宫就打了一个非常革命化的请求棋艺活动的报告，送上去之后，报告很快被批准。

    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上下还在大搞“阶级斗争”、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在首都北京，在紧挨着被誉为“祖国心脏”天安门的旁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红墙之内，在森森宫殿外，在参天古松下，来自北京各处的已经经历了一场特大劫难的下棋人再次聚集，重拾扔了六七年的棋艺。何连生，这位曾任云南象棋队教练的象棋大师对记者说，1973年时，他已在云南西双版纳插队数年，西双版纳经济落后，消息闭塞，那年是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这时他接到北京棋友的来信，告诉他北京已经恢复棋类活动，不久还要搞全国赛。何连生备受鼓舞，从此换个人儿一般，重拾旧艺，四下练棋，以至后来以棋扬名，吃上了棋饭。此番棋艺复苏，相信受益者不止何连生一人。

    棋界元老刘国斌讲述1973年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次棋赛时说：“文化宫劳动剧场能容5000人，那次比赛下棋的、看棋的把剧场挤得满满的，另外还有5000多人聚在剧场外，等剧场里面的消息，议论里面的比赛……”

    197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游园活动中，破天荒地举办了象棋表演赛，由著名棋艺家徐家亮担当裁判，由北京著名棋手臧如意对傅光明，挂大棋盘公开表演，有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到场观看。反映这一场景的电影纪录片在全国放映之后，引起强烈反响，对于全国棋迷、棋艺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央已经允许棋艺活动公开登台亮相了！于是，上海、广州、武汉、成都等地相继举办棋赛，许多地方招回旧将，重建棋队，大张旗鼓地开展棋艺活动。

    1974年夏天，自“文革”以来停顿了7年的全国棋类比赛在四川成都举行，比赛历时一个月，在全国产生了深刻影响，标志着棋类活动正式登上了全国大舞台。

   时光荏苒，世事沧桑，十年“文革”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如今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已是子敛枰收，棋踪难觅，但她的历史作用永远烨烨生辉，特别是在百业凋敝、百姓无聊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率先倡弈兴棋，其历史地位与其地理位置一样突出、耀眼，永难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