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桥牌协会

亲历桥牌趣事

还有奖品咧 

1978年我和桥友周家骝、裘宗沪三人联名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请他支持开展桥牌运动，他作了重要批示后桥牌作为体育运动项目在我国取得了合法地位。1980年在北京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桥牌赛中，我有幸担任了有小平同志参加的这次比赛的裁判长。我记得很清楚，赛前，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到摆着奖品的桌子前，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还有奖品咧！”那副神情真像个孩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使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伟大人物。后来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还多次在开大会时见过他作为中央领导人出席会议，只可惜我一直没有碰上与他交谈的机会。

上海桥友令人钦佩 

也是在1980年，全国八省市桥牌比赛在上海举行。我参加的北京代表队在七轮比赛中取得全胜，但因为VP比上海队少0﹒5而屈居亚军，上海队获得冠军。没想到在我们离沪上火车后，北京队领队兼教练朱老发现自己得到了这次比赛的一枚金牌，那是上海队领队兼教练在我们临行前悄悄地塞给他的。当时这件事在桥牌界曾传为佳话。上海队这样做并非没有理由的，因为在比赛中北京队赢了他们，但当时排列名次是按VP的多少，而不按两队间的胜负或全胜。上海队的这一做法，堪称高风亮节。

1981年我到上海电影单位讲课时，看到上海桥牌协会大厅里竖立着一个大幅纪念照，照片上竟是我在前一年与上海队比赛中做庄的情景。记得好像那是一副大满贯牌，我的面前齐齐整整地摆满赢墩，而这张照片竟然被他们选作纪念照。这又一次使我感受到上海人的君子风度。

“歪打正着”不能多

在与上海队的比赛中，我曾有过“歪打正着”的经历，而且这副牌决定了两队间的最终胜负。我的搭档龚启英坐西开叫1D,坐北的上海队队员叫1NT（应是16—18大牌点），我加倍，坐南的叫2C,其余人都PASS,成为最终定约。结果呢，这副3NT或4个高花的有局定稳成的牌宕一。坐南的是4—4—3—2牌型，有七、八个大牌点，他原应再加倍或至少PASS，他叫了2C是作为“斯台曼”（问有无4张高花），坐北的却以为是“逃叫”。而我实际上只有三、四个大牌点，不过有6张C，正好撞到我的枪口上。后来队友都说我这样做太冒险，我回答说：不见得，即使被加倍的1N7做成或超墩，也没有成局分数多：如果他再加倍，我可以逃到2C。

小不忍则乱大谋

在我数十年的桥牌生涯中，由于我容易激动，打牌时很难做到“忍”字。但曾有两副牌使我深切领会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我早年看过美国人写的一篇文章说，桥牌四手牌有135万多种组合，一个人一辈子打桥牌也很难得有一次遇到完全相同的组合。桥牌确实是一项异常复杂的智力运动，面对千变万化的牌情，你一定要保持沉稳、敏锐、随机应变的状态。其中，“忍”是很重要的。它既可以使你保持沉稳以利于临场发挥，更可以锻炼你的性情。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年的打牌经历，我在“忍”方面有了长进。

郑雪来（作者为我国著名电影理论批评家、翻译家）